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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玩笑:一個“士兵”眼中的國際地緣政治觀

吳鴻

“國際玩笑”,在中文的語境中有兩種意思,一是指玩笑的程度非常大,荒謬至極,或者引起的後果很嚴重;其二是指玩笑所涉及的範圍很廣,甚至會波及到一些國際性的問題。

玩笑,或詼諧,幽默,一直是敬東作品中最主要的特質,這種玩笑感的最主要的手法是身份錯位所引起的荒誕性,場景挪用,自嘲式的揶揄,平民化的政治反諷。從世界範圍來看,與沈敬東的作品手法相近似的藝術形像有捷克作家哈謝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帥克歷險記”,以及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的“堂吉訶德“沈敬東的作品與上述兩部文學作品所能引起的共鳴,一方面是用世俗化來解構和揶揄虛偽的經典性以及盲目的崇高感;另一方面則是在這種玩笑的背後,用笑中帶淚的方式來宣告信仰主義的終結。

這種藝術手法的靈感來自於他自己一次真實的心理體驗。

沈敬東的人生履歷在剛開始的階段,似乎與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同行們所經歷過的那些階段並無二致。少年時在當地的少年宮美術班學習素描和色彩,文革以後又幸運地進入了專業藝術院校接受系統的訓練。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的那一刻是從南京藝術學院畢業之後,被分配進了南京軍區政治部前線文工團從事舞台美術工作。軍隊中的文藝團體,或戰士中的所謂“文藝兵”,是很多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種獨特的現象。當然,對於在那個時代的很多中國人來說,這理所當然地是一個非常好的理想職業選擇,既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又有體面的社會身份,同時還可以堂而皇之地從事著自己所喜歡的專業。這些文藝兵還有一個特權,就是可以不用像那些作戰單位那樣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即便是平時的著裝也可以是以便服為主。

在他的絕大多數軍中同行們還滿足於這種御用文藝身份的時候,沈敬東對於自己的身份自覺或許來自於一次偶然的機緣。在他們的文工團某次排練一出話劇的時候,他的很多同事們為了好玩都把平時難得一穿的軍正裝穿在身上拍照留影。沈敬東也隨著拍了照片。但是在拿到沖印出來的照片之後,他發現了一個不認識的“自己”,一個被政治化和符號化了的自己。我想,在這之後,“到底是一個戰士還是一個藝術家”的問題在此後的數年中,如何平衡這二者的關係,可能一直是讓他無法找到一個解決方案的身份困惑。

在他當時所身處的南京,自85新潮以來,一直都有著一個很好的實驗藝術傳統,偏好觀念性的藝術表達,與之後在藝術市場中大放光彩的那些符號化的作品相比較,南京的藝術界有著一種文學象徵性的群體特徵,這或許是與江南地區久遠的人文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繫。我第一次見到沈敬東的作品是在2002年南京的一個群展上,他的參展作品是以錄像的方式呈現的一個行為藝術。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刮刮刮”,赤裸全身的沈敬東讓別人將自己身上所有的體毛都刮掉。根據我的記憶,沈敬東當時在展覽現場給我介紹的作品背景,似乎是與自己的一段情感經歷有關。在上述的南京的觀念藝術的範圍中,我當時也沒有太在意這件似乎太過於個人內心情感化表達的作品。但是現在看來,這件表層意義解釋為被男女之情所困的作品,其更為深層的心理動機,或許正此前一直困擾著他的身份錯位和矛盾。而這個藝術行為,似乎是和那個長期困惑自己的身份焦慮做一個了結。因為在此後不久,他就移居北京開始了一個職業藝術家的生活了,雖然那時他還沒有從軍隊退役。當時我在TOM.COM美術同盟擔任主編,澳大利亞人布朗·華萊士(Brian Wallace)在北京主持的紅門畫廊計劃在全球徵集住訪藝術家,消息在美術同盟發布之後,沈敬東成為了第一個被選中的藝術家,由此,他開始了在北京的藝術創作經歷。我認為,這是在沈敬東的人生經歷中,改變了他人生軌跡的一次最重要的選擇。

在他還沒有來北京的那幾年中,我認為他還沒有及時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創作方向,因為在那幾年的作品中,他還延續著偏重純觀念性的“南京傳統”。事情發生變化的機緣是他在2003年做的一件陶瓷作品,那是一個穿著老式軍裝的軍人半身像,圓圓的臉龐,憨厚而無辜的眼神中又透著一絲狡黠,這裡面有著明顯的他的個人形象和性格印記。毋庸置疑的是,在他此後給自己帶來巨大聲譽的作品創作中,這件體量很小的作品無疑是一個貫徹始終的意義母題。但是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這件作品在語言表達上還稍顯單薄,它是單向度的,而缺乏更為豐富的語言轉換和意義並置。

轉機是來自於他以這個陶瓷作品為對象,將之經過形式轉換,經由油畫語言轉移到畫面上的時候。這並不是一個如現在很多藝術家所做的那樣,用不同的媒介將自己作品的語言符號不斷的複製;而正相反,由陶瓷的造型方式和質感再經過油畫語言進行轉化,其結果對於沈敬東而言,是其作品的能指更為鮮明,所指更為豐富而深刻的一個再創造過程。

首先,陶瓷原作的三維立體方式使形象主體成為實在的,觸手可及的,而其環境背景則是虛構的。但是,在平面繪畫中,其造型語言則是虛擬的,這就為形象塑造留下了極大的再創造空間。同時,在畫面中,背景又可以成為具體而現實的,雖然在沈敬東的作品中,大多數的形象背景是單色的扁平空​​間,但是,色彩也是有具體而鮮明的心理指向意義的。這樣,經過平面繪畫的造型轉換之後,其作品形象的能指和所指關係就變得更為豐富和多層次。其次,在繪畫語言中,他又進一步強化了光線在陶瓷材料表面所形成的那種浮光掠影的視覺效果,這樣,他的創作語言體系中那種世俗化和喜劇詼諧性的特徵就得到了加強,並由此而成為了他的個人作品符號。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以陶瓷原型為對象的繪畫方式,它所表現的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一件“製成品”式的玩偶,它們必然也具有著範式化,類型化,複數化的特徵,這些在藝術理論體系中並不是正面的術語,在沈敬東的創作中,反而成為了可以深化他的作品內涵的手段。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沈敬東成熟化的創作階段中,其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复調式的文本結構,以及那種錯位式的形象和意義並置手法,其心理來源正是那次曾經困擾過他多年的身份錯位和焦慮。在經過長期的社會經驗積累和藝術語言嘗試之後,那場身份災難終於成了他豐富的創作源泉和作品的個性化特徵。

綜上所述,當我們再來看他的“英雄”系列和“包紮”系列的時候,可以發現,輕喜劇式的玩笑方式,一直是貫穿在他作品中最為顯現的一條主線,甚至是,他在作品中都並沒有刻意表現出明確的價值判斷。但是,當他的畫面中那些無辜而憨厚的近乎木訥的人物形象,在認真,努力地扮演著一場關乎著“崇高”的遊戲的時候,幽默,狡黠的一面便顯現了出來。這便是喜劇的力量,它的形象,場景並置的荒誕性,自嘲式的無聊感,世俗化的,小人物式的揶揄和反諷,在輕鬆的玩笑中,便使那種在國家意志的主導下所呈現出來的集體無意識式的經典化和崇高感瞬間坍塌。就像那個在哈謝克筆下塑造出來的好兵帥克,他越是要努力認真地扮演一個“好兵”的角色的時候,由於其“好”的價值標準的整體荒誕性,所以,這種表面上的無辜的“一本正經”所來的戲劇性的反諷效果便越強烈。同時,沈敬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頗似堂吉訶德那樣,在一個錯誤的時代背景中卻還要偏執地踐行“正確”的理想價值判斷,雖然他的整體行為方式是荒誕不經的,但是,這種用笑中帶淚的方式來宣告信仰主義時代終結的方式,其心理基礎恰恰來源於在中國社會文化整體向商業消費化轉型的過程中,沈鬱在國人內心的中那些各各不同的失落感。

很奇怪的一點是,沈敬東在作品中所使用的是帶有個人形象特徵的自嘲,狡黠地將自己歸為平凡,庸常的大眾中的一員,所以,但凡在他的作品能指和所指範圍內,稍有所指涉的人,並沒有感覺受到明顯的侵犯,相反,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在用一種集體狂歡的方式參與到了他作品的解讀中,這是一種更為深層次的反諷。

“國際玩笑”國際巡迴展的想法是緣起自沈敬東2017年年在韓國工藝美術館舉辦的個展。在那次的展覽中,由於作品所陳設的語境發生了變化,沈敬東並沒有把之前創作的作品做一次簡單的羅列式的展示,而是根據環境背景的變化,將整個展覽的邏輯框架和展陳方式變成為一個新的作品創作的過程。這樣,在原有的玩笑式的作品創作個性基礎上,依據展覽所處地域的社會歷史和國際政治格局,他敏銳地發現,在東北亞複雜的國際政治格局下,地緣政治的歷史和現狀正是他此次個展可以利用的資源之一。而且,結合他自己的身份經歷,他希望是一個“士兵”的視角來觀察,思考和表現這個地緣政治的內在和外在邏輯關係,這便是“國際玩笑”想法的由來。

東北亞現今的政治現狀是上個世紀世界冷戰格局所遺留下來的結果。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同時,在近些年來,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反恐等問題的凸顯,以及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深入,舊有的冷戰格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當今世界,非敵非友,亦敵亦友的雙邊和多邊關係,可能已經成為了一種國際政治關係中的常態。具體到東北亞局勢,固然有冷戰思維的慣性後延,同時,大國政治的角力,以及文化輸進輸出的對等,國際貿易的順逆差的平衡,等等這些因素,無不制約著地區局勢的變化現狀軍事。對抗固然仍是國與國之間矛盾的最極端的表現形式,但是,今天來看,經濟制裁,文化抵制,甚至是電視及互聯網傳媒的視覺化心理戰方式,都是在豐富著傳統地緣政治的表現手段。也就是說,今天的經濟戰爭,貿易戰爭,貨幣戰爭,文化戰爭,媒體戰爭已經為了一種國與國之間矛盾表現的常態,而軍事力量反而成為了一個隱形的威懾手段。那麼,作為一個“士兵”,他是如何看待現今地緣政治格局下的波譎雲詭,瞬息萬變呢?他是否也面臨著一個從堂吉訶德到帥克那樣,在自身的身份定位與社會時代的變化之間所呈現出來的巨大的虛無感和荒誕性?所以,我們在沈敬東的個展中可以看到,士兵們在刻意表現著作為傳統的國家力量和民族尊嚴的象徵的角色表演,但是,這種表演已經越來越淪為了大眾傳媒視覺消費的一部分了。這是一個“士兵”在今天的大眾消費社會屬性下所面臨的身份錯位,以及由這種錯位多帶來的巨大的荒誕性。

在沈敬東的作品中,玩笑和幽默的方式一直是他最為鮮明的一個藝術個性化特徵。這種藝術語言方式的形成,與他早年曾經歷過的一段社會身份錯位所帶來的困惑有關。在他藝術成熟階段的創作中,以這段早年經驗為基礎,並延展到對於中國自“紅色”時期以來,幾代中國人所經歷過的集體無意識的思考。其作品表面上充滿了荒誕不經的自嘲和反諷,但是,在這種喜劇化的荒誕和虛構的背後,是中國人最為真實的一段情感經歷。在2017年年的韓國個展中,沈敬東進一步將這種玩笑和幽默的方式擴展到國際政治關係下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並由此審視和探討了在後冷戰的時代背景下,商業全球化以及世界範圍內的大眾消費與傳統的軍事對抗手段之間,既互為依存又充滿了反諷和荒誕感的時代現狀。

韓國個展之後,沈敬東又相繼在中國廣東省中山市的第三屆中山藝術博覽會,以及北京的藝術國際美術館,舉辦了“國際玩笑”的第二回,第三回巡迴展出。通過這兩次後續的展覽,“國際玩笑”的思路更進一步明確:因為第一回展覽的主題延展方式就是結合了展出地域的歷史,政治和社會,文化背景,以此構成一個宏觀的國際化語境。這個語境既有對歷史線索的梳理,也有對社會現實的關照;同時,在此語境下把藝術家自身的藝術創作脈絡作為與之相並置的另一個意義層面此後的巡迴展正是延續了第一回展的基本框架,以沈敬東自己作品創作的歷時性線索所呈現出的“文獻”式的框架作為展覽主題延展的主軸,以此來與每一次巡展發生地的歷史文脈和現實問題產生碰撞,從而使每次展覽似乎都用一種玩笑和幽默的方式來反諷歷史和現實之間的荒誕和虛妄。比方說,在廣東中山的第二回展,沈敬東把“中山”這個地名所喻含的中國歷史上西學東漸的一條重要的文化通道,與今天作為中山地區“支柱”產業,並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輻射到全世界的文化消費中的動漫產業之間,找到一個用歷史來反諷中國今天的“改革開放”現實的方式。而在第三回的展覽中,恰逢美國大選後所反映出來的一種反全球化的世界性思潮,並由此在東北亞這個國際政治“熱點”地區所觸發出來的緊張的地域政治關係,沈敬東敏感地將這種在美國作為全球化倡導者的社會文化內部所異化出來的反全球化政治訴求,放置到世界性的“後金融危機”語境中去思考,進而用藝術家的“玩笑”方式使之呈現出一種荒誕和幽默的視覺效果。

作為“國際玩笑”巡迴展的第四回,展覽的背景移到了美國。而美國作為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廣泛影響到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的一個國家,它的歷史,它的國內政治和外交策略;並且,作為一個把全球作為自己的地緣政治版圖的超級帝國,相信這一切能夠觸發出沈敬東更多的藝術靈感和“玩笑”激情。

2016年8月18日一稿於北京

2017年年10月10日修改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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